在加中關係進入第五十一個年頭的時候，本來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中最穩定的雙邊關係——加中關係，進入了最為惡化的時期。在孟晚舟引渡案件於三月份重啟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再次怒對中國駐加大使叢培武，直接聲稱中方司法處置兩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又譯邁克爾‧科夫里格）和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就是「人質外交」和「脅迫外交」，是直接針對孟晚舟引渡案的報復，而非是中方所說的「獨立的司法案件」。這就讓加拿大國會通過的關於新疆「種族滅絕」無約束力決議引發的加中外交對峙，變得更為嚴峻。
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共同締造西方世界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加拿大總理老杜魯多，絕對不會想到五十年後，在他兒子、總理小杜魯多手中，加中關係變得如此風雨飄搖。客觀而言，從新冠肺炎病毒流行到仇視亞裔犯罪飆升，整個加拿大已經充滿反華氣氛，這在渥太華國會山莊表現得尤為徹底。去年底在野黨聯手壓制執政自由黨，在國會內成立了由朝野政黨議員組成的「中國委員會」，用放大鏡來檢驗一切與中國相關的外交議題，這也促使杜魯多政府採取了更為強硬的對華政策。
在這種氛圍中，要在渥太華國會山莊客觀討論針對中國的外交策略，已經變得幾無可能，朝野政黨正在比賽「誰對華更強硬」，以為如此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為即將到來的聯邦大選拉票。這對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帶來了重大的潛在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參議員、參議院獨立議員黨團召集人胡元豹（Yuen Pau Woo）接受專訪，從加拿大國家利益、中美博弈、中加關係等多個角度，來討論目前的焦點問題，試圖為目前混沌的形勢精確把脈，並提出尋找解決方案的可能途徑。以下是採訪的主要內容：
經過半世紀的歷史風雲，我們看到加拿大的對華政策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您如何評價這種變化？
自從一九七零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加拿大從未制定過全面的對華政策，而是採取零碎的方法來處理雙邊關係。隨著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渥太華倘若繼續以一系列獨立交易的方式來審視與處理對華關係將不再可行。在可預見的未來，加中關係將是加拿大所面臨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戰。
加拿大政府和國會最近在人質外交、新疆問題、冬奧換城市等議題上，成為西方世界對抗中國的領頭聲音，如何評價這些變化？
目前加拿大人對中國的看法正處於歷史低谷，因為他們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特別是對兩名加拿大公民被拘留的行為極度反感。中國官員採用嚴厲的語言指責加拿大，這進一步疏遠了加拿大民眾並加深了其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所以加拿大國會議員們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就並不讓人意外，比如在新疆維吾爾人待遇相關的「種族滅絕」無約束力的議案投票上，他們反映的是其所代表屬選區的民意。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其中有一方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對假想類似行為發生在自己國家的恐懼，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加拿大人對本國歷史上有關對待原住民和少數民族的黑暗篇章的自我反思。
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加拿大對美國的依賴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作為西方七大國之一，加拿大不能在經貿和外交上成為美國的「附庸國」。那麼，加拿大的獨立性，在對華政策上應該如何反映？
加拿大的對華政策一直是在與美國關係的陰影下開展的。約翰‧迪芬貝克總理不顧約翰‧甘迺迪總統的反對，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向中國出售小麥；皮埃爾‧杜魯多總理違背理查德‧尼克遜總統的意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讓‧克雷蒂安總理在比爾‧克林頓政府反對下仍然授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儘管加拿大尋求獨立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不足為奇，但是在當前中美地緣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加拿大將很難與其最重要的經濟夥伴與鄰國走得太遠。
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中，加中兩國關係出現了難解的死結，那就是孟晚舟引渡案和兩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國被扣押的案件。孟晚舟案件和兩個邁克案件如何解套？
除非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判決釋放孟女士，否則案件的最終解決將是政治性的。在這之前發生的一切都只是長時間的拉鋸戰。這個推論也適用於邁克爾‧斯帕弗和邁克爾‧科夫里格的拘留案。如果雙方互不承認對方司法制度的合法性、不允許雙方在自己的制度下找到解決方案，就不可能最終解決問題。
美國能源政策的變化對加拿大意味著什麼？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是否是加拿大能源產業的最重要出路？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是全球自然資源最重要的買家。因此加拿大的能源和礦業企業也必須把中國作為其出口的主要市場，尋求途徑與在世界各地開展經營的中國企業合作。就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而言，如果排除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出口，加拿大的能源將基本處於滯銷狀態。
聯合國秘書長認為，中美兩大經濟體將世界一分為二，也有亞洲觀點提出，目前是一個世界兩個制度，是否是這樣？
世界不能被整齊劃一地分為美國和中國兩大「陣營」。大多數亞洲國家都不希望被迫在兩者中選擇其一。在亞洲，各個國家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具有很大的多樣性，這使得任何將「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極具挑戰性。加拿大應該優先考慮多邊主義和區域合作，而不是以超級大國競爭為動機的意識形態結盟。
美國拜登政府也認同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美中博弈到底是制度模式之爭？還是文明之爭？或者是高科技和經濟利益之爭？加拿大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定位？
與美國上屆政府相比，拜登總統對中國的態度可能不會那麼反覆無常、語氣也會更加溫和。但在超級大國競爭的基本立場和維護美國首要地位的願望上，新政府與特朗普的思維將高度一致。在這個國內事務仍存在嚴重分歧的國家，拜登總統只會非常樂意與共和黨人在外交政策上尋找共同點，這意味著其在對華問題上將傾向於「強硬」。
亞洲經濟整合隨著RCEP自貿區形成，與北美自貿區、歐盟三足鼎立，加拿大是否應該參加？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里程碑，它將進一步鞏固東北和東南亞的區域生產網絡。它的重要性在於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參與——儘管這三個大國之間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加拿大應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視為其亞太區域長期戰略的一部分。然而，渥太華卻自縛手腳——因其同意了《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協議》（CUSMA）中的一項條款，該條款要求加拿大必須得到美國和墨西哥的同意的前提下，才能開展與中國或越南的貿易談判。
從消費人口市場的角度來看，加拿大、印度雙邊經貿關係是否可以取代或者超過加中雙邊經貿關係？
印度為加拿大提供了許多服務行業的機會，特別是在資訊、通信技術以及專業服務方面。不過，印度的消費市場比中國小得多，也更難進入。印度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決定表明，新德里不願意更充分地參與到亞洲的生產體系中，這將阻礙其與東南亞和東北亞更具活力的經濟體的融合。▇
（曉菲女士在英譯中過程中提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