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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加拿大华人

后疫情时代的加拿大华人[1]

联邦参议员胡元豹阁下

 

正当加拿大在为第二波新冠疫情做准备之际,一场关于2020年3月以来,疫情给加拿大社会经济带来暂时性还是永久性的破坏以及政府是否应计划“回归常态”或采取特殊措施的讨论正逐渐浮出水面。

新冠疫情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一即,该病毒对社会不同群体造成的影响不同。由于少数族裔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使得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正受到疫情带来的强烈冲击。

 

那加拿大华人的情况又如何呢?由于考虑到华裔居民有可能前往中国疫情高发地区,起初认为,华人群体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更高。可与大家的预期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与普通民众相比,加拿大华人感染率更低。例如,在华裔人口居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的感染率就明显低于周边其它城市。流行病学家把华人社区低感染率归功于在公共卫生官员提倡佩戴口罩之前,社区人员大多采取了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并较早愿意接受将保持社交距离作为控制感染的必要预防。华人社区的这种响应很可能源于从1997年肆虐亚洲的SARS时期得来的直接经验,使得当下华人更容易接受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

 

当佩戴口罩成为在华裔密集社区不易被感染的重要原因时,这个小小的防护装备却成为对华人产生敌意的导火索。在疫情初期,佩戴口罩者大多为亚裔,他们遭到了那些把佩戴口罩的行为误解为一种“无知、反社会或有病”的人的嘲笑和排斥。

 

随着佩戴口罩的规定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普及,这种偏见已大为减少,但当初出现的这一情况却让人们对加拿大社会缺少一定宽容度产生了不安的质疑。那些对亚裔佩戴口罩者的恶言恶语很有可能是一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的表露,通过将重点放在病毒带来的祸害上,而不是在某个种族裔群体上,使得这种潜藏深意的歧视变得合情合理  (尽管典型的种族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直借用传染病术语来表达的)。

 

一些华人社群在中国大陆新冠疫情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组织地把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送往当地,使得加拿大的口罩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化。几周后,加拿大也进入了本国病毒感染的快速增长期,个人防护设备已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一种说法,说加拿大华人将自己的母国置于加拿大之前,是一种不忠的表现。更糟糕的是,有人还指责加拿大政府与中国政府串通一气,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向中国调集和运送个人防护设备。

 

奇怪的是,几个月后,当以上华人社群又努力从中国采购个人防护用品,以提供加拿大医院和老人院使用时,却遭到了怀疑,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声称运送的物资质量低劣,并再次被怀疑是与中国政府两相勾结。

 

从很多方面来看,疫情对加拿大华人最深刻的影响与病毒本身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2020年新冠病毒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平行事件有关。其中一些因素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而且由于该病毒最初与某一特定种族群体、国家有关,因此导致负面因素能够在充满一定偏见和恐惧的社会培养皿中加速增长。

 

在疫情之前,对来自中国新移民的不满主要是对于他们给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带来的高昂房价。这导致政府对拥有加拿大房产的外国业主和指定地区的空置房屋开始征收税收和附加费。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似乎是让大温哥华地区一些最昂贵的房子更容易被富人买得起,但外国买家税和空置税对改善普通加拿大人的住房负担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怨恨华人(和其他看起来像 "中国人"的亚裔/原住民)的新出气口。据报道,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身体和言语上的侮辱事件,社区团体为打击这些种族主义行为作出了许多努力。正当主流注意力开始认识到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对亚裔歧视问题时,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发生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焦点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化,引起了全国对非裔加拿大人困境的大规模反思。虽然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努力很快就与"黑人生命至上"运动接轨,但其中许多团体却认为有必要淡化对歧视亚裔的关注,因为担心被误解为另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反种族主义倡议。

 

当然,所有少数群体没理由不去共同解决他们都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且有许多成效颇丰的联盟试图这样做。但现实情况是,加拿大华人面临的许多挑战与加拿大黑人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打击全社会种族主义的关键是不仅要努力解决共同的问题,还要找出受影响社区所面临的具体挑战。

 

当今反华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是反中国情绪。无论是同情北京的加拿大华人,还是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加拿大华人,都是如此。虽然加拿大华人社区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更广泛的华人世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反华种族主义往往不会去区分不同的华人子团体。近年来,人们对来自内地的富人在温哥华郊区买下昂贵房屋产生的敌意,丝毫不亚于30年前对香港和台湾移民同样购买豪宅的敌意。

 

然而,加拿大华裔中最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和认同香港/台湾的民众之间的公开分歧越来越大。北京方面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导致其在香港居民和他们在加拿大的众多亲属中极不受欢迎,这就使得分歧昭然若揭。同时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政治领域,人们也呼吁加拿大政府对镇压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官员以及对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

 

加拿大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处于数十年来最差时期,所有政党都面临巨大压力,要求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扣押,显然是针对引渡华为孟晚舟的报复行为,这只会增加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然而加拿大对华政策还没有接近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所采取的那种不断升级的外交手段和商业行动。无论11月美国总统大选谁获胜,渥太华都将很难抵御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施压—— 充其量,把中国当作一个战略对手,或者越发当作一个 "敌人 "来看待。现在加拿大几乎所有媒体的公众评论都站在应强硬对待中国的一边,政府在各方面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来抑止这种反应,从而专注于更长远的考量。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第一受害者将是因与大陆有联系而被视为嫌疑的华人。加拿大对这种歧视有一些内在固有保护,但舆论的重心已经转向对新老华人居民持更加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比如最近围绕 "口罩外交 "的讨论。事实上,媒体和一些中国问题评论员已经建立了一种 "试金石"标准。据此,参加 "统一战线"组织、与中国官员会面、发表可能与北京一致的观点都会自动成为被怀疑和对加拿大不忠诚的标志。

 

这并不是说,在有关中国问题和渥太华与北京关系问题上,社会应有同一种声音。相反,在制定加拿大对华外交政策时,意见的多样性是健康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加拿大华人社群因其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不同看法而被定义,那将是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加拿大华人将被视为一群提及有关中国问题的"外国人",而不是通过在政治生活、商业、各专业、社会服务业等方面为整个加拿大社会作出贡献的公民。加拿大各阶层的政治家倾向于将族裔社区视为他们的选票库,只在涉及 "侨民 "问题时才会想起其重要性,这种趋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真正内涵和构成加拿大多元化的移民是一种伤害。

那么,后疫情时期对加拿大华人的挑战,既与危机前相同,也有所不同。同样的道理,加拿大华人也绝不应允许因自己与华人世界的关系好坏以及对华人世界的不同看法而被别人定义。加拿大华人已经在各种职业和追求中展示了他们的能力和成功,但整个华人社区在政治领域、司法系统、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董事会以及高等教育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严重不足。

 

这并不是说加拿大华人应该以任何方式淡化自己的族裔身份。然而,加拿大华人的文化认同以及声称代表他们的机构,不应该由一个政府(无论是北京、台北或渥太华)来决定。加拿大华人社区可以且应该展示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而不需要获得批准或与任何政府机构联盟,至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加拿大华人不必因为不信任中国政府,以美国为首与北京的战略竞争,迫使自己在商业、学术、慈善、文化活动及其他领域与华人世界 "脱钩"。无论加拿大政府在香港、新疆、引渡、人质等具体问题上对中国有什么保留意见,加拿大民间社会保持并加强与大中华地区对应方的联系非常重要。

 

然而,不同的是,由于混合了自我保护意识、报复欲望、对中国在其境内行为的反感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因素导致近期要求与中国脱离关系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考虑到加拿大对华利益以及中国在全球地位的长远见解,加拿大华人也一定能成为这一对话的重要贡献者。

 

 

                                                                     渥太华

                                                                2020年九月

 

[1]本文已发表在出版书籍《出路—后疫情时代的加拿大与华人社区》中,国际标准书号:978-0-9959894-9-8主编:丁果,副主编:张康清,审稿:丁果 张康清 张家卫(特邀),编辑:刘守华,设计:刘亿,加拿大维多利亚,Holybird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