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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加中双边关系

 加拿大如何看待中国 ?

反思加中双边关系[1]

 

卑诗省联邦参议员

胡元豹阁下

 

2021年将是加拿大重新调整国际政策和对外关系之年。本着 ‘重建更好未来’ 的精神,渥太华有机会重新审视和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关系。首先将会面对在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的美国和与其所承诺的更易预测的双边关系。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我们与欧盟的关系将获得一个新质变的提升,因为英国已不再处于欧盟之列,欧盟实力的削弱将促使布鲁塞尔方面作出更深刻的自我反思。对于一个脱离欧洲并进入后帝国主义加速衰落时期的英国,我们同它的特殊关系将反过来考验我们两国间历史和文化纽带到底有多紧密。

 

但最让人烦恼的还将是同中国的关系。确实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渥太华与中国方面的关系将成为唯一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这将是自上世纪60年代有关与中国政府建交的讨论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一次,重新审视加中关系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如之前的讨论一样,这次仍需面对以往重复讨论的主题:来自美国的压力,对拥有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渴望,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经济利益,以及现实政治。与50年前相比,最棘手的难题就在于最后这两项。我们对华的经济利益要比在60,70年代时大很多,更重要的是,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比其在战后时期要远远大得多。1970年,中国仅仅占全球出口份额的百分之三,而今却已占到百分之十八。尽管中国的发展在放缓,将来可能更加缓慢,但其已经扩展到了一定规模,就连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其基数也足已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大幅的提升。全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清醒地看到了这一事实,中国作为全球需求最重要的供给国,在未来数十年里还将为全球发展带来占比五成的增长。在2020年,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中国将是全年唯一经济出现正增长的主要国家。

 

对华关系的现实政治也成为渥太华考虑与北京关系变化中的重要因素。回到60年代,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 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 和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只预料到将中国领进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北京方面加入国际社会必定利远大于弊。

 

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事务参与者,中国在全球的一举一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将牵动到加拿大的切身利益。比如让我们想想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气候变化,北极政策,国际维和,还有在全球疫情方面。在前半个世纪,与中国建立一个基本的零碎性和交易性的关系还是可行的,但在未来的时间里,把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简单看成各种互动的总和将不再站得住脚。

 

如今一位中国高管在温哥华的关押导致加拿大商人和外交官遭到了相应的报复。这种 ‘以牙还牙’ 方法显然行不通。多数时事评论家的观点都认为加拿大应该减少与中国频繁交往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解决方法。然而这样的反应十分天真的估计了加拿大进入其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前景并严重低估了中国市场对于全球需求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这个国家本身。

 

大国竞争的阴影之下

 

加中外交关系一直是在加拿大和美国关系的笼罩下进行的。当迪芬贝克面对肯尼迪的反对而决定向中国出售小麦时是如此,当克雷蒂安同意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与克林顿政府当时的立场背道而驰。即使在当今也仍然如此,甚至影响更多。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这种竞争正蔓延到加拿大和其他夹在两者之间的国家。一方面,美国政客为其对华经济交往并未使中共放松政治控制或是中国市场对外国竞争更加开放而倍感失望。另一方面,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国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评估更加自信,甚至自大,相应地,对国内外政策的捍卫也更加强硬。这符合大国竞争的所有特征,就如权力更迭的历史证明了它将对争夺的双方以及其它第三方引发随之而来的风险。迄今为止,中美战略竞争的地缘政治都是用委婉的语言表述的,如脱钩,科技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还有一些评论家漠视其严重损害世界经济的可能性。北京和华盛顿的梦想家都在幻想着“颓废昏庸”的美国社会迅速消亡,或者“贪赃枉法”的共产党突然崩溃。然而更可能的现实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数十年,而且随着竞争的加深,双方的利益将越来越多地凌驾于第三国的意见和偏好之上。

 

相应地,问题是加拿大该如何在美中之间长达数十年争夺经济和技术领先的斗争中定位自己。

一种方法是遵循中国俗语坐山观虎斗—坐在山头远观两只老虎相争。的确,在美中战略竞争中,有一些事例表明,加拿大最佳做法实际上是不介入,而是远距离观察。

 

然而,鉴于我们所处的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加拿大与中国和美国已经有着紧密的联系,加拿大将不可能在中美冲突中只做一名被动的看客。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会带来影响。通常这些附带影响都是负面的,比如每当美中贸易战升级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逐渐衰弱的经济前景。但有时这些影响反而会对加拿大有利。例如,如果华盛顿加大限制优秀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前往美国学习工作,那么这时将会使加拿大有机会吸引更多中国优秀人才进入加拿大的学校或研究机构。(然而我们真的将敞开大门吗?)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美中的冲突起始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同的利益角度,而这两方都从不会考虑冲突对于加拿大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美中之间数十年的冲突将会如何发展,但我们应该清楚,这不是冷战的重演。冷战是在两个制度截然不同、经济能力严重不匹配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当时美苏两国的经济和民间社会的联系比中美两国目前的联系要少得多。而且这两种政权在军事联盟和其他联盟的态势比今天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更为明显。此外,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进行冷战是基于假设苏联将最终瓦解于自身的经济体量不足和不可持续的沉重军费开支。当然,有很多人士认为中国人民共和国也将遭遇和苏联一样的命运。实际上,有些人指望着它的实现,并试图加快这一进程。但是,就购买力而言,中国经济已超过美国,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出口目的地。因此,我们应该期望中国不要崩溃。

 

恰好,我们并不处在冷战时期,所以使得当今处理对华关系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这将是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挑战,它不仅是只有西方民主将要面临的问题,类似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就如同蝼蚁一样在两只打斗的大象脚下四处躲藏,它们也都要面临这些问题。

 

反思对华政策

 

向任何知情的加拿大人询问他们将如何定义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得到的答案要么是一脸茫然,要么更可能回答的是当前占据新闻头条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孟晚舟,迈克尔·斯帕弗,迈克尔·科夫里格,香港,新疆,油菜籽,新冠病毒,战狼外交以及外国干涉等问题。

 

如今确实存在一长串关于加中当前关系的问题清单,但一份清单本身并不能定义外交关系。清单只是清单,想必人们也可以列举出一份加中两国间正发生的好事清单。但这也仅仅是一份清单,就定义双边关系或规划未来的路线而言,并无长久裨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认识到加中关系存在很多问题,但还没理清其中的元问题或症结所在。元问题论并不是一份问题清单,而是指导我们确定关键症结或首要问题的一种思路方法。从外交政策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我们如何看待加中关系的现在和未来。另一种说法是问 "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借用保罗·埃文斯教授 (Paul Evan)和伯尼·弗罗利克教授(Bernie Frolic)在他们的双边外交理论史中所创造的术语来说,中国是一个 "不情愿的对手 "吗?或者沿用当年加拿大激进派最普遍的说法,中国是一个 "快速增长且不可或缺的市场" ? 又或者如同最近2005年,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胡锦涛所宣称的那样,中国是一个 "战略伙伴"?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评论家早已确定了他们的观点:去年,《环球邮报》编委会宣称中国对加拿大是一个 ‘威胁’。如果这就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元问题,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将一个外国(而且是超级大国)定义为威胁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即使在不使用 ”威胁”一词的情况下,许多公开的对华社论似乎早已将中国视为威胁引导成一个盖棺定论的事实。 这使我们处理各方对华事务的方式变得更加棘手,其中包括对待中国企业、中国移民、与中国无关的加拿大华裔、以及与华交往的民间团体等。

 

视中国为国际邻居

 

当然还有其他确定问题的方式,把其看成是”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合作人”,甚至”敌人”。所有这些术语都具有规范要素,符合不同的人对其所惯常使用的术语的预设定义。我想提出一个价值深蕴略低的词汇,把中国视为一位’国际邻居’。我把中国称之为邻居以及这里面包含的睦邻友好意味,对于那些不讨中国好感的人可能是一种冒犯。但是当你更深入的思考邻里关系,那么你就不难发觉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们。那个最麻烦的邻居甚至可能在你们所住街区拥有最大的住宅。更何况,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邻居,至少在国际政策的范围内不能。中国作为国际邻居的概念强调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即加拿大许多方面都与中国接近—不仅仅是在地缘感上,还在关系到加拿大的内政外交上。在某些地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上,我们对于国际邻居的态度应该是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围墙;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应该打开边界;而在其他方面上,我们可以采取介于在这两者之间的方法。但很显然,我们有我们的国土,中国有自己的领土,在不同的时候和情况下,我们治理领土的方法与中国的方法自然会迥然不同。

 

如果我们接受中国是我们的邻邦(倘若中国也如此认为),那么问题就在于当中国作为一个国际邻居时,我们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相关的每个问题。在处理邻里关系的理论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对策。

 

以下是我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加拿大该如何应对中国这个国际邻居的一些处事原则:

 

 

五大原则

 

首先,我们不应该放弃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也不应该忽视多边机构在管理成员国之间从贸易到核扩散冲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意味着要与美国和中国社会中持这样相同观点的阶层合作,并尽可能让志同道合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与加拿大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在近一阶段,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医疗问题都是明显需要共同努力合作的案例。

 

其次,我们应该放弃改变中国是加拿大外交任务之一的观念。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商人和近代外交使节们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追求着这一目标,他们大多是出于善意。申请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这项历史事业达到了最高点,也使当时大家相信这将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折,而且对外开放的力量也将反过来促进中国个人和集体的自由进步。

 

实际上我们对如何改变中国的设想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谦虚的去思考是否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去产生更好的效果,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自豪感十足又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会抵御外部带来的变革压力是不足为奇的,更别说在当前领导层还大大加强了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巨大改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人民不适应民主或者高度的个人自由。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内的力量推动的,是在国内政治领导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国内的政治领导层也不免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中国体制及其治理,以及中国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变革,都将来自中国内部,而来自外国方面的施压充其量只能扮演一个含糊的角色。

 

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的利益,但其意图不应该是如"传教"一般。 如果我们的做法能对中国产生示范效应,那自然再好不过。 但我们不应该把试图 "改变中国 "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 相应地,如果20年后,中国仍然像今天这样,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 事实上,到了2030年代,这甚至可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尝试。

 

第三,我们应该向中国领导层明确的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经济体且在一系列经济和技术领域上超越美国。无论美国的意图是否属实,这都是和中国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与习近平提出的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将建成全面化的发达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加拿大应在最高领导层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到2049年成为全面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说,我们希望成为中国迈向2049年征程中的一员,并希望能共同分享中国在迈向2049年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功。承认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合理愿望,并对其表示支持,这将在长远上大大有助于打消他们对于“西方试图牵制中国”的疑虑。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外交上"不费吹灰之力"的做法,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跨太平洋地区热度高涨的局势下,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饱受争议。

 

第四,即使我们说希望中国成功,但我们也应该非常清楚,加拿大与中国在许多有关人权、个人自由和法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虽然我们希望中国在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提升,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点应该在加拿大,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制定标准和推行法律的能力。这意味着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对加拿大境内任何个人和集体企图剥夺各种自由的行为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如果加拿大要以身作则,它就必须在其有权力领导的管辖范围内始终如一地行事,必须去抵制和击退任何(来自国内外的)通过胁迫、贪腐和秘密行动企图干涉加拿大民主的行为。

 

最后,当加拿大面临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上时,我们的决定必须是务实的。我们应该采取一个长远的方法而不是一个为了缓解当前政治和商业压力的方法。或更糟的是根据现存的偏见来做决定。例如,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渐普遍的观点—即中国是"全社会"的威胁。这种观点有可能将中国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玷污成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威胁,而且该观点都已经影响到房租地价,洗钱,文化活动以及国际留学生的问题讨论。它可能会扭曲关于对外投资、研究合作和融资、基础设施发展和国际交往等重要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加拿大的利益受损。

 

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新美国政府的出现将为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的进一步协调提供了希望。拜登关于回归多边主义的承诺为加拿大打开了与美国(和其他多边主义国家)在全球挑战上更紧密合作的大门。但拜登政府也已发出信号,将寻求组建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共同反对中国。对于这一信号,渥太华应更加仔细辨别,因为美国不仅在促进民主方面的公信力下降,还因为美国主导的努力很可能是出于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需要以及美国社会集体利益所驱。

 

正是如此,中美竞争将是一场硬仗,而且是持续长达数十年的竞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第三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会导致世界上或多或少的分裂出现。 因此,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变革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找到新的平衡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目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就政治框架以及与加拿大公众就加中关系的不同框架达成共识。往往呈现出的选择,要么是 "看不到坏处"(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市场),要么是 "只看到坏处"(中国是一个威胁)。 倘若拥护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只会把加拿大带入死胡同。 反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制定对华政策,并承认中国是 "国际邻居",我们就能更好地定位加拿大的长远利益,并增加我们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灵活性。这是加拿大在21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战。

 

 

 

[1] 译自国际期刊:加拿大全球政策分析杂志中即将发表的文章(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for Global Policy Analysis76卷;第1期。此文原为20201124日在渥太华加中友好协会的演讲。